特朗普执政期间，开动传播机制全面抹黑中国。根据美国皮尤公司的调查，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上升，在年底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47%；但是，自年1月份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一路下滑，到年底甚至跌至26%，创下历史新低。这个调查结果策应着美国政府发动的贸易战的同时，也潜藏着两国关系交恶的基因突转可能，不利于中国在全球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更不利于世界的和平。
近五年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完善了国际传播攻防体系的法律依据。年底欧盟和美国相继发布反宣传法案：10月26日，欧盟发布《反宣传法案》，时隔一个月的11月26日，美国颁布《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为其在全球排挤中国等外部传播力量提供了国内法律支撑，同时也代表着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件事上的高度一致性，提示相关政策制定者知晓的是，在与欧盟交往的时候这样一个暗礁的存在。
近二十年来，美国重组国际传播机构，重构全球传播格局，积极整章建制。年“”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于年成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ofGlobalCommunication）,由总统统筹十几家国家部委机构开始全球反恐宣传。年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个“公共外交和战略传播五年规划”，年奥巴马上台仅4个月，就建立了“战略传播机构间政策委员会”，以一个相对固定的机构来全面领导全球传播和重塑美国形象。
近三十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作苏联解体后头号传播对象。从年苏联解体开始，美国立即解雇了操俄语的一百多名雇员，转而雇佣多位操普通话的中国雇员，足见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已经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而非从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年后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才开始针对中国。
上述传播史料并置衔接的价值在于，传播领域对于中美关系的专业观察和回答——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既需要看到近五年来中美在国际传播领域的能量冲撞，但也不要被贸易争端的单向度所遮蔽，不要被贸易领域一城一池的得失所误导；既要看到五年来美及其盟友《反宣传法》实施的短期性做法，也要明白自“”事件以来20多年的全球传播布局的结构性改变，更要看到所有这些“做法”背后的真实目的，也就是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针对中国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布局——这样的研究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到年，美国针对中国的传播布局已经谋划了30年，绝非特朗普上台以后迄今的4年。这个视野对于宏观研判进而做出恰适战略调整尤为重要。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有三个一百年意识，要有百年工程目标和规划。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的研究和实践触角需要有三个“一百年”的阶段格局意识。第一个一百年，是19-20世纪初，英国和法国相继成立路透社和法新社，奠定了殖民主义时期的第一次全球传播浪潮和传播格局；第二个一百年，是整个20世纪，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革新，打造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奠定了全球争霸的第二次全球传播浪潮和全球传播格局；第三个一百年，是随着5G以及相关社交媒体应用的创新，中国开始出现在全球传播舞台上，已经将这幕历史大剧的导演接下——G7不是我们想要的，G2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在G20和“一带一路”更宏大的舞台上中国另开一桌，邀请越来越多的世界朋友汇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盛宴，中国正在踏实稳健地走近世界传播舞台中央，沉稳有力地发出平衡世界秩序和客观讲述世界的声音。
三个“一百年”的阶段格局意识可以让我们看清楚上述近三十年来发生在传播领域表象历史积淀的实质，带着新一百年目标和规划的意识，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现实处境：虽然有诸多的拥挤和冲撞，势必有诸多沉潜之后的奋起，也势必有诸多喑哑之后的高亢，读到这段文字的人群在有生之年，将目睹一台第三次全球传播浪潮东西方博弈的宏大歌剧，我们身处洪流，我们勇立潮头，我们也拭目以待。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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